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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柏华:国际商事合同不可抗力条款对“新冠肺
发布时间:2020-08-23 17:46 文章来源:888真人娱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部分中国从事国际商贸交易的企业不能、或部分不能按国际商事合同履约,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国际商事合同纠纷。传统国际商事合同模版中不可抗力条款是否能适用于这轮新冠肺炎疫情及如何适用,这或将成为这轮国际商事纠纷争议中的一个法律焦点问题。 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解析适用不同法律前提下的不可抗力的条件及解读国际商事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的约定,区分包括或不包括“传染病”字句的不可抗力条款约定情形。中外法院或仲裁机构在这类纠纷解决时首先都会涉及对涉案国际商事合同适用法律的识别,从而导致适用国际条约(如CISG)、外国法律(如美国法)、的不同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同情况下是否能构成具体案例情景中的不可抗力,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相关合同约定、法律和事实情况。

  不可抗力(法文force majeure或英文Act of God) 是指“无法预见或控制的事件或效果”。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时代。现代不可抗力制度的法律首见于《法国民》。其第1148条:“如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使得债务人对给予债务、作为债务或债务的履行受到阻碍,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英美法系一般不使用不可抗力这个法律术语,而使用“落空”(frustration)。相近的词还有“不可能”(impossibility)或“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英美法系中的“合同落空”(frustration of contract)制度与不可抗力制度存在一定的区别。合同落空制度是以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为前提的,其后果直接导致合同解除。合同落空制度仍然以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为原则,只有当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致使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合同必须解除,此时才产生免除责任的效果。在“合同落空”制度下,不存在免除责任的同时变更并继续履行合同的可能。

  按英国学者施米拖夫的解释,构成合同落空的事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它在订立合同后出现;第二,它的发生是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没有责任;第三,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不可抗力概念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法系中的情势变更(迁)原则(拉丁文rebus sic stantibus,英文为matters so standing)。情事变更一词依其拉丁原文之字义,乃指“情事如此发生”之意思。它是指在法律关系成立后,作为该项法律关系基础的情势,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料得到的变化,如果仍然原来的法律效力,将会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有悖于诚实信用的原则。

  与不可抗力条款概念相近的是履行条款(hardship clause)。该条款是指当合同当事方不能预测的情况发生后,合同当事方通过合同所取得的利益会产生不均衡。为了纠正这种不均衡,该条款一方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另一方对合同进行修改的要求。

  200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2条对“”做了如下定义:所谓情势,是指由于一方当事人履约成本增加,或由于一方当事人所获履约的价值减少,而发生了根本改变合同双方均衡的事件,并且

  (3)事件不能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所控制;而且(4)事件的风险不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

  200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3条了的效果:如果出现情况,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要求重新谈判。但是,提出此要求应毫不延迟,而且应说明提出要求的理由。重新谈判的要求本身并不能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停止履约。在合理时间内不能达成协议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诉诸法庭。如果法庭认定有事件,只要合理,法庭可以在确定的日期并按确定的条件终止合同,或者为恢复合同的均衡而修改合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以下简称CISG)没有沿用法或英美法上“不可抗力”“合同落空”“履行不可能”等概念作为免责的依据,而是使用了不能控制的“障碍”(impediment)。该公约第79条:

  “(1)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2)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的第三方不履行义务所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免除责任:(a)他按照上一款的应免除责任,和(b)假如该项的也适用于他所雇用的人,这个人也同样会免除责任。

  (4)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对他履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另一方。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已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时间内仍未为另一方收到,则他对由于另一方未收到通知而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确定不可抗力的范围有三种方式,即概括式,列举式和综合式(前面两种的结合)。不可抗力涉及的事项具体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属于自然灾害也称(Act of God)。依《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指:“于人们意志以外发生的事件,它是人类的预见力和防范力在合乎情理的条件下所不能及的,或至少是防止或避免不了的”。自然灾害是最典型的不可抗力现象,通常包括地震、海啸、台风、海浪、洪水、蝗灾、风暴、冰雹、沙尘暴、火山爆发、山体滑坡、雪崩、泥石流等。但应注意,并非一切自然灾害都能作为不可抗力而成为免责理由,一些轻微的、并未给当事人的义务履行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不构成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条款中将传染病(或瘟疫)明确列为不可抗力情况的不常普遍。可能原因是,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人类产生大规模影响的传染病在绝大多数程度上得到了控制。20世纪中期以后,传染病对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商贸活动已不构成大的影响,在主导的合同模版中,就不考虑传染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的可能性。

  第二类社会异常事件。这是社会中团体行为引致的事件,如战争、武装冲突、、劳动力缺乏、骚乱、等。这些事件对发动者或制造者而言是能预见与避免的,而对私法行为的当事人而言则是既不能预见也不能避免与克服的。以为例,除非是有告示的,否则对于当事人而言应当是无法预见的,而且即使是有告示的,其对合同履行所引致的损害也是当事人无法避免的。所以,等社会原因可作为一般性的不可抗力现象。

  此外关于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有较大争议。行为(或称国家行为)既指由立法机关颁布制定法的行为,又包括由行政机构或司法机构发布命令的行为。行为一般不能列入不可抗力的范围。如果把行为列为不可抗力,容易导致对不可抗力制度的。部分行为可以预见,合同当事人应有时间通过各种途径获知。部分行为可以克服,如错误的可以通过提请原行政立法机关重新审议而修改或撤销,错误的处罚决定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或行政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这些都说明了行为并非全部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因而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但是,行为对当事人而言又的确具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的特性,使得某些情形下行为极深地影响着合同关系和当事人的,而当事人主观上并无因素,所以法律应考虑设置一定的免责制度。在此等情况下,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不一定是不可抗力制度,而可以是情势变更制度。

  2. 应约定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责任方通知对方的方式、时限以及出具不可抗力事件证件的方式等。

  无论合同是否有特殊约定,在不可抗力情况发生后均应及时通知合同相关方,否则对于未及时通知而造成的损失,将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尤其需注意的是,合同对于不可抗力发生后的通知形式是否有特殊要求,包括通知时限、通知的形式、通知对象等。如有,则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形式进行通知。

  尽管世界已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蔓延的情况有大量的报道,世致可以悉知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但是,如果要使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具体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事件,相关当事方还需有关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并得到认可。

  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违约方必须及时通知另一方,并提供必要的证件,且在通知中应提出处理意见。如果未及时通知且使另一方受到损害,则应付赔偿责任。公约或法律这样的目的在于违约方的另一方的利益,并避免违约方在不可抗力事件上弄虚作假。

  《中华人民国合同法》第117条在不可抗力时并未对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问题。在我国,不可抗力证明通常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不可抗力证明时要求企业提交以下材料:(1)企业所在地、机构出具的证明/公告;(2) 海陆空相关延运、延飞、取消等通知/证明;(3)出口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订舱协议、货运代理协议、报关单等;(4)其他所能提供的材料。2020年2月2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了首份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证明书。对这类不可抗力证明书的法律性质学者及司法实践有不同的认知。有学者认为,该证明仅是一项事实性证件,在境外法院或国际仲裁中,通常被认作用于证明合同一方所主张的影响合同履行的客观事实真实存在的补充,对于认定不可抗力情形不具有决定性因素。在1993年和昌制品有限公司(Hoecheong Products Co. Ltd)诉嘉吉()有限公司(Cargill H.K. Ltd)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双方当事人选择适用英国法,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约定,一切卖方不能控制的原因致使卖方不能交付合同货物或者不能及时装运,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交由CCPIT出具的证明。后卖方(公司)未能全部交货,并出具了CCPIT签发的不可抗力证明。一审法院支持了卖方的主张,但上诉法院认为“不可抗力条款要求不可抗力证明说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并阻碍了装运,故该证明不符合不可抗力条款的要求”。随后,卖方又将本案提交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JCPC)裁判,认为不可抗力条款旨在要求CCPIT证明存在不可抗力事件即可,故该证明符合不可抗力条款的约定,卖方对未完成装运不承担责任。涉及国际贸易纠纷案件,仲裁机构也通常会对自本地商会出具的证书持怀疑态度。

  如一方有权终止合同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可中止履行合同直到不可抗力事件消除;或有权延长合同履行的时间;或卖方有权部分履行合同义务;遭受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有义务减轻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损失,等。

  这类不可抗力条款没有列举到“传染病”这种情况。这在具体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法律纠纷时,可能需要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推理适用。

  有些商事合同条款中不可抗力条款比较完整,已经提到“流行病及卫生检疫”(epidemic and quarantine restrictions.)如:

  国际商会(ICC)推荐的不可抗力条款更为详细,其中第5段第2款提及“流行病”(epidemic)可参考使用。

  我们在今后的国际商务合同中,应参考加入较完备的不可抗力条款,但一定要结合特定合同情况,不能简单抄用模版,而必须个性化制定合同的不可抗力条款!如今后在写不可抗力条款时,列举到“流行病(epidemic)”时,可加括号包括:“SARS、NCP or similar events which become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如果国际商事合同中未将“流行病”设置为不可抗力条款下的情形,则能否将新冠肺炎疫情适用或认定为不可抗力,需要按照合同准据法来认定。法律一般只概括认定原则,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否被认定为不可抗力情形,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合同纠纷时,如果适用法律为境外法律,我们还要关注当地法律文件(不仅是)是否将新冠肺炎宣布为“流行病(epidemic)”的“紧急事件(emergency)”。在将来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国际商事合同纠纷中,中国当事方最好力争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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