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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别——以民、商事法律
发布时间:2019-05-19 15:02 文章来源:888真人娱乐

 

  被告人何某某于2015年4月间,多次在某市乡镇,以向电动车销售店购买电动车为名,以身上带钱不够要骑店内电动车回去取钱、或以试车为由,共计骗得对方给予的电动车三辆并销赃,共计价值人民币7700元。被告人何某某以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本案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与对方的口头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收取对方交付的财物后逃匿,从形式上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但又因为本案的金额未能达到追诉标准,是否能以诈骗罪认定,存在着争议。对该类诈骗行为,究竟应如何认定,本文拟以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关系为基础作界别。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形式?《合同法》第1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法律、行规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该显然采纳了方式原则。[江平审定、孔祥俊著:《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73页。]

  最高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均对此给与了肯定,“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健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罚。”[最高刑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1999-2011)第2册,法律出版社第2012年版,第404页。]

  综上,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仅限于书面合同,因而合同的形式并非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标准。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是否仅指经济合同?最高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上,第403-404页。]江西省高级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最高刑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第97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最高刑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第93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经济合同的概念源于我国1981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该法总则了该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合同当事人的权益,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该法又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

  随着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和有些不能完全适应,需要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根据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法工委组织法律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于1997年5月起草了合同法征求意见稿。[江平审定、孔祥俊著:《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701页。]统一的《合同法》最终于199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合同法》,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经济合同法》随之失效,因而经济合同的概念随着法律的变化也随之淡化。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现行《刑法》是于1997年7月1日修订施行,合同诈骗罪也正是在那时新设的,显然,合同诈骗罪还是以经济合同为基本的对象。

  笔者认为,如果依据江西省高级认为的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那么上述案例显然也是符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类型,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认定,而非诈骗罪认定,但又因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而不构成犯罪。显然,在以个案均衡的原则下,这显然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交易活动中的诈骗犯罪,界定为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还应从“经济合同”角度考虑和把握。

  指导案例第403号王贺军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对于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区分,并明确了两者在某些案件中可能同时适用。“一、犯罪主体不同。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犯罪客体不同。诈骗罪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三,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只限于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当行为人既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法中数罪并罚的,分别定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最高刑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1999—2011)第2册,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16页。]

  笔者认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其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意义,是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对经济往来中“合同”的界定可以参照民、商法律关系进行区别和界定,符合商事法律关系的“合同”以合同诈骗犯罪认定,反之则以诈骗犯罪认定。

  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具有共性,它们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但是,商事关系在民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它的特性,即营利性。商事法律制度不调整全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调整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具有营利性特征的商事关系。[王保树:《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结合立法背景,我们不难看出,合同诈骗罪所要规制的“合同”更符合是商事合同的特征,即营利性,这也符合其所要的市场经济交易秩序。而诸如像上述案例中,以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的合同,由于购买者其并不具有营利性的目的而签订、履行合同,因而一般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认定。

  民法是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作出的一般法,商是对其商事关系作出的特殊法,两者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中以企业为中心形成的许多特殊物质生活领域,出现了商事关系。这些关系的调整需求,不可能完全在民法的框架内完成,需要以特别法的形式实现。例如对民法个别的补充、变更,对民法一般制度的特殊化,以及创设民法所没有的特殊。基于这些特殊,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遵守一些原则:一是民法的一般适用和补充适用。在商事关系的调整中,民法的一般适用是一个原则。同时,凡商法对某些商事事项未设特殊者,民法的均可补充适用。二是商法的适用优先于民法。依照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的适用应先于一般法。凡有关商事事项,应首先适用商法。如商法未予者,则依照前述的民法补充适用的原则,适用民法的有关。三是商法的效力优于民法。商事法律中涉及行、刑法、诉讼法等的,其效力优于民法。[同上。]

  特别法的适用应先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不仅存在于刑事法律制度之中,更是普遍的法律适用原则。因此,笔者认为,鉴于民法与商法的一般与特别的关系,在作为民商法的保的刑法中,也应当遵从一般与特别的关系,具体到诈骗罪与包括合同诈骗罪在内的特殊诈骗罪而言,也应当适用该原则。

  上述案例是一例典型的买卖交易型的诈骗犯罪,笔者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认定,理由也正是对交易型诈骗犯罪认定的判断标准。

  在交易型的诈骗犯罪普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形式特征。首先,为来看,由于交易型通常都有合同关系中的要约承诺要素,因此,该类诈骗犯罪普遍具备了合同诈骗犯罪的形式要件。本案被告人向电动车销售商购买电动车的口头要约承诺,符合合同的基本特征,其以虚构的购买目的,隐瞒其非法占有的真实意图,在收受对方交付的财物后逃匿的行为,形式上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表现特征。

  其次,就犯罪客体而言,合同诈骗罪所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有财物所有权和市场秩序中的合同管理制度,而交易型诈骗犯罪中,不管是销售者还是购买者,都应当遵守诚信、稳定、安全的交易制度和合同法律制度,因而不管哪方,基于非法的目的实施该类诈骗犯罪都对是对所要保益的。

  在民法(债法)或者合同法上,买卖合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合同类型。[江平审定、孔祥俊著:《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557页。]因此,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叙述也以买卖合同的基本交易内容及形式所展开,但也正因为买卖合同的普遍性,使交易型诈骗犯罪的定性会产生混乱,甚至对诈骗犯罪中普通法条和特殊法条关系及适用的混乱解释。笔者认为,界定两者比较清晰的标准就是合同目的是消费性还是营利性,前者一般应当认定诈骗罪,后者一般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首先,从合同主体来看,前者的合同主体一般为自然人,后者一般为生产经营单位,包括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也包括个体工商户,即一般系登记注册的单位、组织。

  其次,从交易标的来看,前者的合同标的物一般是生活资料如消费品,而后者一般是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原材料。

  再次,从交易数量来看,前者的合同标的数量一般较小,后者则较大。以家用电器为例,如果行为人一次骗取数量符合家庭所需的数量,则符合消费性特征,宜以诈骗罪认定;如果一次骗取数量更符合流通交易所需的数量,则符合营利性特征,宜以合同诈骗罪认定。

  最后,从行为方式来看,前者所虚构的理由通常为生活所需,且并不以低价甩卖得款潜逃为主要表现形式;而后者虚构的理由通常为经营活动为主,且在收受对方交付的财物后逃匿、挥霍、隐瞒去向为主要表现。

  以借款合同为载体的诈骗犯罪中,除集资诈骗罪须具有性特征,故与诈骗罪较易区分,但在不构成集资诈骗犯罪的情况下,则容易发生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混乱。笔者认为,以借款合同为载体的诈骗犯罪认定也应该参照上述标准之外结合下述两点进行综合判定:

  1、从借款事由和资金用途来区分,是以家庭个人生活借用为名义还是以生产经营借用为名义,资金用途系用于家庭个人生活、消费及个人违法犯罪活动还是用于生产经营流动。

  2、从借款有偿对价来区分,由于借款合同一般是有偿合同,如借款发生的利息明显高于银行生产经营性贷款利率,则这种借款合同显然也具备了交易性和营利性,期间发生的诈骗活动界定为合同诈骗比较恰当;反之,如利息仅与一般的银行贷款利息相当,借款合同更体现为合同当事人的帮扶性,则期间如发生诈骗犯罪则界定为诈骗犯罪更为恰当。

  3、从借款主体来区分,除上述判断标准中论及的主体外,也要充分注意到当今经济活动中以资金拆借活动为业的自然人主体,该类主体所发生的借款合同,明显具有营利性、经营性,因而依附该类合同所产生的诈骗活动,如符合上述两项标准,也以合同诈骗罪认定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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